您当前的位置:首页 > 旅游 > 旅游资讯

参观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---一统江山 驰骋中原

2016-12-06 09:23:17 来源:  作者:
摘要:       作者:胡春雨  徐州大地,在当下的和平年代,似乎并不那么声名显赫,只是远离南北经济重心的苏北一隅。但每当四海鼎沸之际,却总成为运转天下的形势重地。天下神器,风

 

  

  

  作者:胡春雨

  徐州大地,在当下的和平年代,似乎并不那么声名显赫,只是远离南北经济重心的苏北一隅。但每当四海鼎沸之际,却总成为运转天下的形势重地。天下神器,风云起伏。在中国的军事版图上,徐州大地贯通着九州地脉,枢机着千秋兴亡。自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数百次战火,定义着徐州独特的城市性格,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。从楚汉风云到民国兴亡,从汉帝国的开辟到共和国的奠基,二千年间首尾呼应,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,中华民族跨越着历史的鸿沟,改变着前行的轨迹,维护着天下的一统。

  楚汉战争之初,从徐州出发又从关中西下的汉军,乘项羽北伐齐国、后方空虚之机,一举攻占了当时称为彭城的徐州;失去了国都的项羽,旋即乘汉军饮酒高会、防守松懈之机,以骑兵军团发动闪击,迅速击溃了汉军主力。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,分别攻占了平津和淞沪的两路倭寇,企图南北对进,消灭国军主力于徐州,进而沿陇海线西进、南下,摧毁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。国难关头,李宗仁将军率领第五战区六十万将士,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,以徐州为中心展开了攻势防御作战。台儿庄一战,取得了抗战以来国军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捷,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。随后主力安全突围,保全了有生力量,为武汉会战创造了条件。“明知不敌,但敢于亮剑”,终于在喋血之中,瓦解了倭寇速战速决的战略,展开了我军持久消耗作战的方针,将倭寇一步步陷入了广阔无垠的中国战场。从彭城之战到徐州会战,在影响中国历史面貌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节点,在以徐州为中心的血战之后,同样是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战略相持局面。但最终的结局,同样是残暴的强者被历史抛弃。而在国共对决的后期,徐州上演了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淮海战役,直接决定了新旧政权的接替。所谓“定鼎中原”,单就这个角度说,徐州大地正是共和国的奠基之处。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,酷烈的战争之火,总是一种毁灭与前行的力量。而政权的更迭总是矛盾前行的结果,无论古今中外,没有哪个政权是单凭摇唇鼓舌说出来的。

  走进久闻大名的纪念馆区,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大门口的一对雕塑:一顶最朴实的解放军军帽,一个最原始的小推车车轮。循着这组塑像,我们可以走入七十年前历史风云的深处,寻找国共鼎革的密码:“兵民乃胜利之本”,“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”。如此简陋的装备,却凝聚着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 村的伟大力量。面对全民充分发动的战争热情,难道是区区几件美式装备的优势,便可以抵消的么?远远望去,高耸的淮海战役纪念塔,厕身于低缓的凤凰山麓。拾阶而上,基座的一侧,雕刻着解放军奋勇前进的步伐,一侧雕刻着民工大军倾力支前的热潮。在山脚下的碑林里,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手书的“人民的胜利”,直接点明了整个淮海战役和内战结果的主线。“得民心者得天下,失民心者失天下”,是历史一再证明的主题。

  从纪念塔下山,首先拜谒了徐州会战纪念馆和李宗仁将军塑像,馆前排放着曾经的炮兵阵地和坦克大炮,孩子们顽皮的身影穿梭其间。随后前行,便来到了园区的主体建筑:淮海战役纪念馆。偌大的展厅里,从战前的形势到战役的进行,从淮海战役三个阶段的推进到民工大军的支前,从大量的文字图片到历史实物,全景的展现了这场大决战的历史面貌。“六十万对八十万,这是一碗夹生饭”。给我印象最深、触动最大的,却不是装备、数量处于劣势的解放军,如何在战场上消灭了国军主力,而是解放军背后的民工大军——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。“功之成,非成于成之日,必有所由起;祸之作,不作于作之日,亦必有所由兆。”战场上的胜败,不仅是两军的对垒,军事的运筹,还有政治的谋略,宏观的形势,同样取决于战场外的复杂因素。

  从徐州会战到淮海战役,整整十年之间,整个中国和国际的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逆转。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,倭寇深陷广阔的中国战场,与国军长期对峙。此时已胜利完成长征,从东南转移到西北的红色政权,果断跃出敌后,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。扎根群众,避实击虚,八年之间,红色根据地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,减租减息、三三制政权等一些列举措,广泛争取着各方的支持。在与敌人的殊死斗争中,共产党人克服万难,愈战愈强,此时早已深根固蒂,枝叶参天。穷凶极恶的倭寇,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没有吃掉,和谈破裂后,国民政府企图一鼓作气“戡乱建国”,谈何容易?天时,地利,人和。抗战胜利后,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的四大强国,国军的实力远远超出共军,蒋介石作为国家的领袖的权威达到顶峰,国民政府似乎占据了天时。但是,一个刚刚走出战争阴影的国家,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,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,它的政府究竟有多大的战争能力呢?其强易弱,在战争的拖延之中,地利、人和转移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。

  “圣人之在天地之间也,其宝固大矣。因其常而视之,则民安。夫民动而为机,机动而得失争矣。故发之以其阴,会之以其阳。为之先倡,而天下和之,极反其常,莫进而争,莫退而逊。守国如此,与天地同光”。《六韬》上的这句经典论述,揭示了历史演进的真相:从“动而为机”,到“极反其常”,民众的安与不安,民志的定与不定,决定了政权的盛衰与兴亡。

  在内战的初期,优势的国军一度势如破竹,但是这次以“空间换时间”、“保护自己、消灭敌人”的,恰恰转换成了共产党人。以弱为强,在广阔的根据地,解放军利用有利地形,集中优势兵力,在一次次生死存亡的关头,倚靠人民挫败了客军深入的国军。在淮海战役之前,内战的格局已经扭转,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内战的漩涡,使国统区经济崩溃、物价飞涨,反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而共产党人提出的和平、民主的主张,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,一时间学潮运动风起云涌。面对统一战线的发展,国民政府愈加孤立。《孙子》云:“道者,令民与上同意,故可以与之死,可以与之生,而不畏危。”《管子》云:“王者以民为本,民以食为天。能知天之所天者,斯可矣。”在内战的关键时刻,共产党人断然出台了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,直指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,指向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,为亿万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农民,描画出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憧憬。这一政治举措,极大点燃了全民的战争热情,汇聚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《尉缭子》云:“夫将卒所以战者,民也;民知所以战者,气也。气实则斗,气虚则走。”战争的主体从来不仅是军队,因为军队的背后总是人民。

  在这场战争中,共产党人直面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,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,磨砺着崇高的革命意志,军纪严明、作风朴素、精诚团结。广大群众为土地与生活自发战斗,根据地的人民“最后一颗粮交公粮,最后一个娃去当兵,”淮海战役中,五百万民工大军倾解放区之力,从物资上、人力上、精神上支援着前线,使得解放军在后勤保障上没有感到困难,与此时国统区的崩溃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打跑了日本鬼子,国军将士还有多大的内战意志呢?究竟是为什么而战呢?《三略》云:“士力疲弊,则将孤众悖,以守则不固,以战则奔北,是谓老兵。”又云:“国虚则民贫,民贫则上下不亲。敌攻其外,民盗其内,是谓必溃。”国民政府执掌着国家机器,但也被破碎的山河深陷其间,只能艰难的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法统,而中国社会种种积弊在其身上集中发作。其中最致命的,包括腐败之风的弥漫。

  《曾胡治兵语录》云:“方今天下大乱,人怀苟且之心,出范围之外,无过而问焉者”。又云:“方今天下之乱,不在强敌,而在人心。不患愚民之难治,正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。”回顾中国历史,似乎一旦天下承平,就会出现腐败。和平时期固然可以苟且度日,譬如貌似肥大的病人,一旦天时变化便疲于应对。也许,长期大一统的格局,使人们容易忘记忧患,容易纸醉金迷,将祖先刚毅勇武的精神消融其中。《左传》云:“夫民劳则思,思则善心生;逸则淫,淫则忘善。”对于我们这样的伟大国家和伟大文明而言,这些来自内部的风险,似乎总是大于外来的挑战。今后在不同国家、不同文明长期并存、激烈竞争的全球化时代,尤其成为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。没有民族精神的塑造,没有优秀文化的勃兴,便没有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,没有一个国家的长治与久安。“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”,挨打不仅是因为落后。反思国民政府的败亡,作为领袖的蒋介石曾经痛斥:“军风民气嚣张,国家纪纲扫地,党不成其为党,军不成其为军,国民不成其为国民”。作为政党,尤其是执政党,本应组织一国之精英,实施政治之纲领,却在抗战胜利的短短几年间“党部成了衙门,党员成了官僚,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,反而成了人家讥笑的对象。”执政党的衰败,党组织的涣散无力,使国民政府从根本上丧失者执政能力。开启共和时代的民国,因为守不住这个庞大的烂摊子,终于将历史的重任交给了共和国,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。

  至淮海战役发生时,解放军已经打赢了济南战役,瓦解了国军的重点防御,徐州北邻的山东基本成为解放区。这样一个战争资源丰富的大省,为内战提供着巨大的支持,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拉开了序幕。而资源丰富、疆域辽阔的东北,已经从倭寇侵华的大后方变成了国共角逐的关键战场,美苏的势力也在此微妙的交织。最终,倚靠人民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人,将山河破碎的国民政府淹没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上,从而反败为胜。全国一盘棋,三大战役从来不是相互孤立的战例,辽沈战役的胜利,使共产党人从各方便取得了对国民政府的优势。淮海战役,正是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和国民政府的焦头烂额中展开的。在这个过程中,给我印象最深的,是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,笑到最后的总是解放军,而国军的将领纷纷倒戈:从孟良崮战役到淮海战役,总有一些类似的瞬间:哪怕战斗再持续十几分钟,战局就会改变;从济南战役到淮海战役,据受要冲的国军将领临阵倒戈,总是使战争的进程出乎双方的逆料。也许表面上是运气,实际上却是人心:国共对决之际,谁的战斗意志最强烈呢?谁的精神面貌更饱满呢?《吴子》曰:“昔之图国家者,必先教百姓,而亲万民。有四不和:不和于国,不可以出军;不和于军,不可以出阵;不和于陈,不可以进战;不和于战,不可以决胜。”又说:“用兵之害,犹豫最大;三军之灾,生于狐疑。”这些军事文化典籍中说的,就是规律。

  济南战役刚刚完成,粟裕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动淮海战役的计划,企图乘胜歼敌一部。这一建议,符合中共中央“歼敌于长江以北”的指导思想;为了屏障南京,国民政府亦认为“守江必受淮”,南线国军的主力被配置在徐州一带。于是,围绕着徐州这个“锁钥南北”的重地,双方志在必得,仗越打越大。但是从一开始,国军就陷入了被动:决策不定,临战换将。这无疑乃用兵之大忌,而不仅是兵力多寡的问题。就在战役展开的前夜,杜聿明被临时调往辽沈战场救急,白崇禧因国军布阵陷入被动拒绝指挥,临时上阵的是平庸的将领刘峙。先发则制人,后发制于人。当士气高涨的解放军乘胜进攻的时候,国军却在收缩之中,在战役的第一阶段,解放军首先围歼了黄百韬的十万大军。在第二阶段,暴露于突出位置的黄维兵团首先遭到围歼,其后杜聿明指挥的三十万守军,在放弃徐州撤退和救援黄维兵团的途中陷入包围。平津战役完成战役展开后,在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,解放军发起总攻,赢得了彻底的胜利。六十万对八十万,这碗“夹生饭”成为整个内战中规模最大、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役。随着战役的落幕,解放军定鼎中原,威胁江南,蓄势待发,大局已定。而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国军,即将黯然收场。

  对战役的成败,刘峙以为国军“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,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”;陈毅元帅指出了类似的观点,并提出解放军在战斗意志、人民支持、政治攻势等方面具有宏观的优势。不管怎样,从西柏坡决策“建军五百万,歼敌五百个旅,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到国民党反动派”的设想,辉煌的战果缩短了内战的历程,减少了中国人民的痛苦。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,最根本的利益是统一,最大的灾难是分裂。《汉书》云:“春秋所以大一统者,六合同风,九州共贯也。”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本,也是根本的国情,文化与制度的建设绝不能偏离这个基础。孙中山先生说:“革命以建设为唯一目的。”惨烈的革命斗争,绝不是不是为了斗争而革命,而是为建设创造条件,是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的福祉。战争的目的,是为了赢得和平发展的条件。而今七十年过去了,历史的云烟已经渐渐消散,中国人民正奔波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。我们应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与发展契机,永远不应忘记,在国家统一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们!

热门推荐
返回顶部